9月9日，在中国人才研究会汽车人才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汽车人才专委会”）成立20周年盛典召开前夕，一场以“鲲鹏击浪 自主领航”为主题的高端对话率先举行。中国汽车工程学会、中国人才研究会汽车人才专业委员会原理事长付于武，深圳市航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兼总裁杨洪同台对话，围绕产业二十年跃迁、技术变革主战场、“内卷式”竞争破解、零部件企业出海路径等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嘉宾认为，当前中国汽车产业正处在由电动化、智能化驱动的深度重构期，AI技术正在重塑产业格局与核心技术内涵，而面向下一个十年，产业亟需在技术突破、软实力构建、高水平出海与新汽车人才培养上协同发力。
二十年，从“追赶”到“超越”
“如果用一个词形容这二十年的历程，那就是‘波澜壮阔’”，付于武谈道。2006年9月，汽车人才专委会在上海嘉定成立，彼时中国汽车年产规模刚迈过700万辆台阶，年均增幅保持两位数。二十年过去，中国汽车产业完成从量的积累到质的跃迁，成为全球最具活力的增长极。
作为亲历者，杨洪回顾了航盛电子33年的成长：1993年以中航工业在深圳的窗口企业起步，靠“三来一补”来料加工赚取加工费；如今已形成以智能座舱、智能驾驶、智能网联为核心，以声学系统和新能源控制电子为成长业务，以软件工程、智能生态产品、具身智能等为新兴业务的“1+2+N”新发展格局。
杨洪将航盛发展归结为四次关键抉择：一是体制机制创新，通过改制由国有独资变为混合所有制的股份有限公司，以238万元起步、约十年做到10亿元规模；二是持续的技术创新，2007年获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为汽车电子领域首家，研发投入占营收比重10%以上；三是把质量作为生命线，并于2011年同时获得深圳市市长质量奖和广东省政府质量奖；四是全球化布局，多年来已在国内多地及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家陆续布局研发与制造基地。
付于武认为，企业和产业的快速发展都离不开“创新”“创业”的内核。他评价杨洪身上体现出了对汽车电子事业热爱、追求卓越、惜才爱才等企业家特质。他同时强调，竞争力如同一枚钱币的两面：既要有硬核的技术，也要有格局、文化与协同的软实力。
技术突围，扬帆出海征程
谈及中国自主零部件企业下一个十年的主战场，杨洪判断，汽车电子的竞争焦点正加速转向新的电子电气架构与中央计算平台。航盛于2025年实现了首个基于高通芯片的舱驾融合成果，2026年北京车展推出3.0版本，并与地平线等国内芯片企业协同推进。他强调，自主芯片在质量验证与高可靠性上仍有长路要走，技术创新须始终以“为客户创造价值”为导向。
付于武则指出，与“互联网+”时代的争议不同，到2026年，AI正在重构汽车产业已成高度共识。“内燃机的时代正在过去，高度智能的无人驾驶时代正在来临。”而谈及中国汽车零部件企业出海的热潮，他又发出了冷静的提醒，认为出海这件事“门槛很多，门槛很高”。他表示，第一个门槛就是ESG，而ESG不是一句口号或一份报告，它意味着尊重当地劳动法、履行环保责任、实现可持续发展、创造真实利润。如果品牌尚未立住就出现质量问题，或触犯当地法律、未尽社会责任，后果将不堪设想。第二道门槛是长期主义，他以丰田进入中国市场前先建培训中心、零部件服务中心的历程为例，指出出海必须精耕细作、尊重规律，“慢一点、稳一点，对长远发展有利”，绝不能把国内的“内卷”外溢到国际市场。第三道门槛，则是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它考验着企业到底能够竞争力有多大、走多远，以及在世界舞台表现等根本问题。
杨洪补充道，航盛正按着“走出去、走进去、走上去”的方针推进国际化，在客户所在地建厂贴近主机厂，针对不同区域需求开发适配产品，并推动被动安全与主动安全融合。他坦言，中国电动化、智能化技术已获国际认可，但把产品缺陷率从两位数PPM降至个位数乃至零缺陷，仍是任重道远，需要长期主义的文化支撑。
摆脱内卷，回归“人”的价值
针对行业普遍关注的降本压力，杨洪明确表示，“卷”不应与竞争力画等号。他认为当前一些“卷”的实质是拼成本、拼数量，却把质量与价值丢在了后面，这对产业发展是危险的。航盛给出的解法有四条：以技术创新实现产品差异化，以组织变革适应环境变化，以品牌与口碑扩大规模，以出海拓展增量空间。他特别强调企业必须保有基本利润，但绝不能靠削减研发投入“杀鸡取卵”，而要通过技术创新与管理的极致化“省出”利润空间。
付于武则更加注重产业形势下“人的因素”，“无论AI时代还是任何时代，‘人’都是第一位的。”他在对话中反复强调这一论断。在他看来，中国汽车产业二十年跃迁的根本动力是人才，当前最紧迫的挑战同样落在这里：AI正在改写核心技术的定义，但整个社会都还没有完全做好准备。因此他呼吁，人才培养体系必须因时而变，加快培养适应新汽车时代的复合型人才。
付于武进一步指出，真正的惜才不应只是一种态度，更应沉淀为一套机制。他回忆起杨洪为一位海外工程师加盟航盛、专程带其赴京引荐的往事，感慨“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在他看来，这种对人才的尊重与渴求，是企业家精神中最可贵的部分，也是企业穿越周期的底气。
杨洪则以企业实践来回应这一命题。他介绍，航盛的第一次关键抉择（改制）本质上就是一次人才机制的重建：通过引入管理层持股形成混合所有制，把国有力量的资源、地方创投的支持与员工的积极性拧成一股绳，从根本上回答了“为谁而干”的问题。在研发布局上，航盛把研发基地设在上海、扬州、成都、武汉等高校、人才密集的城市，并在德国、日本、韩国布局研发机构，以“就近取才”支撑全球化。而面对新一代的年轻工程师，杨洪的态度开放而清醒。他回忆，当年业界曾普遍质疑“80后行不行”，如今这批人已成长为关键岗位的技术专家与中坚力量；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今天的90后、00后。在他看来，对待年轻人要“两手并重”：一方面发挥个性、了解需求、尊重他们的价值观；另一方面是引导与塑造，不能放任自流。他主张把个人的命运与企业的命运结合起来，再把企业的命运与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结合起来，达到人才与文化的统一。
作为本次大会的重要议程，这场对话既是对中国汽车产业二十年的复盘，也是面向下一个十年的一次求解。技术如何突围、出海如何行稳、人才如何支撑……讨论留给行业的，不是标准答案，而是一个清晰的方向：唯有硬核技术与文化底座并重，唯有把“人”放在第一位，中国汽车产业才能在AI重构的百年变局中，真正实现自主领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