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星宇股份批量劝退107名应届生的事件已经刷屏。不同于普通的劳资纠纷，这批应届生不止向国内劳动部门投诉，还把材料递交到港交所、欧盟合规通道，以及奔驰、大众等海外车企的全球合规部门。
奔驰迅速立案，大众启动专项调查。一桩国内用工风波，直接引爆了海外供应链合规警报。即便星宇股份已经致歉、上调补偿，这件事也早已超出企业内部人事矛盾，成为中国汽车出海路上的一次标志性预警。过去零部件行业依靠人力弹性管控换来的价格优势，正在遭遇全球贸易新规则的挑战。合规不再是加分项，而是进军欧洲市场的准入底线。整个汽车产业链不得不直面合规转型带来的多重深层挑战与现实困境。
01
结构性短板与系统性摩擦
星宇暴露出的问题，远比粗暴裁员复杂得多。
账面数据看，星宇股份并非经营困难。2025年净利润16.24亿元，资金充裕。可当2026年上半年星宇股份净利润同比下滑5.3%时，管理层选择的成本压缩方式是对新人一刀切式清退。而历史遗留问题同样严重，招股书披露出的灰色操作显示，部分员工社保和公积金缴纳不足，按最低标准测算差额约四亿元。此外，还存在劳务外包等效人数已超过在岗正式生产人员、人力资源负责人与工会主席疑似为同一人，工会独立性存疑等问题。在海外，星宇塞尔维亚工厂存在用工双标，当地员工按当地法规朝九晚五，中方外派人员日均工作时长约10小时，生产缺口靠中方员工加班兜底。
这些操作在国内商业语境下，或许被解读为灵活管理或成本控制。但在欧盟供应链合规框架下，诸如劳动者权益保障不足、工会职能虚化、跨国用工标准不统一等，每一项都触发系统性风险。
欧盟调查不看企业的利润表，不看对地方经济的贡献，只看一条，在整个供应链的任何环节，是否存在对劳动者基本权利的侵害。如果存在，整条供应链上的产品就可以被拒之门外。这种类似连坐的逻辑，使得汽车行业因其供应链的极端复杂性而成为重点关注的行业。一套车灯涉及上百种原材料和数十个加工环节，任何一环的用工不合规，整车厂都难以自证清白。而整车厂规避风险的方式，一定是从严筛选供应商，甚至将存在用工争议的供应商踢出采购体系。这就是为什么奔驰和大众的反应速度如此之快，他们不是在处理一起劳资纠纷，而是在排除自己欧洲业务的一颗潜在炸弹。
长期以来，国内汽车供应链高度聚焦生产效率、产品质量与成本控制，普遍存在重经营绩效、轻合规建设，重市场拓展、轻ESG体系治理的结构性短板。在全球供应链治理升级背景下，汽车产业合作早已超越传统经贸合作范畴，劳动合规、员工权益保护、社会责任履行等要素，已成为欧盟主流车企供应商准入审核、年度评级考核、新项目定点遴选的关键评审依据与核心准入条件。
涉事的星宇股份并非无名小卒，作为国内车灯龙头，星宇股份的客户名单包括奔驰、宝马、通用、丰田等跨国车企及其合资企业，前五大客户收入占比超过六成。这意味着它理应熟悉跨国车企的供应商合规要求，但熟悉与执行之间显然存在巨大的落差。
02
逐步收紧的合规规则
中国企业必须正视的现实是，欧盟正在通过一系列法规组合拳，将市场从开放型加速转向筛选型。即用统一的规则门槛，将不符合其社会、环境与治理标准的产品和企业挡在门外。
主流跨国车企普遍要求供应商完成可持续发展评估问卷（SAQ），并取得相应分数。星宇股份的大部分跨国车企客户均在其中。中国车企吉利汽车、奇瑞汽车、长城汽车，吉利控股集团控股的沃尔沃汽车、极星也是该联盟成员。
SAQ设置了包括公司管理、人权与工作条件、健康与安全、商业道德等多个模块。供应商需要作答，并提交原始证据支撑回答内容。在人权与工作条件模块中，SAQ要求企业制定正式的人权与工作条件政策，明确禁止强迫劳动。要求企业规范招聘流程，杜绝收取押金、扣押证件等行为，保障员工离职自由。还要求企业建立畅通的申诉与投诉渠道，支持员工匿名反馈，并确保渠道的保密性及投诉人免遭报复。
星宇股份在SAQ问卷中如何作答，外界不得而知。但从星宇股份被举报的社保缴纳不足、工会独立性存疑等问题来看，这家公司是否存在以纸面合规应对客户审查、而实际用工管理仍停留在旧有模式的情况，恐怕难以回避追问。
除了行业联盟共识，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同样对整车公司提出硬性约束。德国《供应链尽职调查法》于2023年1月1日开始实施，要求在德国拥有超过1000名员工的公司对供应链进行尽职调查。大众、奔驰等德国车企都在此列。企业的义务包括任命合规负责人、定期进行风险分析、发布人权政策声明、在自身业务领域和对直接供应商建立预防措施、对违反法案的情况采取补救措施、建立投诉机制、对间接供应商实施尽职调查、记录并报告尽职调查义务的履行情况等。作为德国车企供应商，星宇股份需要满足人权和环境等多种要求。
大众和奔驰收到投诉后进行专项调查，正是履行这一法律义务的体现。换言之，星宇的用工问题直接触发了德国法律框架下的供应链合规审查程序。
欧盟层面的《企业可持续尽职调查指令》（CSDDD）则将这一要求进一步升级。指令要求企业切实识别、预防、减轻并补救其自身运营、子公司以及整个供应链中存在的人权与环境风险。适用范围内企业须自2029年7月26日起履行尽职调查义务，范围包括全球营业额超过15亿欧元、员工人数超5000人的欧盟企业，非欧盟企业如在欧营业额超过15亿欧元，同样被纳入。这意味着，即使是非欧盟企业的中国供应商，只要其产品进入欧洲市场，也将被这套合规体系覆盖。
即将于2027年12月14日正式实施的欧盟《禁止强迫劳动产品条例》规定，任何被认定在供应链中使用了强迫劳动的产品，都将被禁止在欧盟市场销售、进口和出口，已在欧盟的产品将被召回销毁。调查一旦启动，企业需在30至60个工作日内提交涵盖全供应链的合规证据，包括考勤记录、工资流水、社保缴纳凭证、供应链图谱等，缺一不可。未能及时、完整提交，即面临不利推定。尤其值得注意的事，调查范围不限于直接供应商，而是穿透至整条供应链的每一层级。一辆车的上万个零件，任何一个环节的用工问题都可能牵连整车，而奔驰、大众作为欧盟市场的进口商，必须为全供应链的合规承担法律和声誉风险。
也就是说，星宇的107名应届生，触碰的是奔驰大众在欧洲市场的合规高压线。整车企业的快速反应，本质上是一种基于生存本能的避险动作。
03
中国供应链企业面临的困境
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是，星宇股份账面利润尚可，为何仍出此短视操作？根源不在于企业单独的经营冲动，而在于整个汽车零部件行业深陷的内卷困局。
整车市场竞争白热化，终端销量承压，成本压力自上而下层层传导。主机厂持续压低零部件采购价格，行业陷入低价博弈的恶性循环。零部件企业想要守住微薄利润，只能不断寻找成本缓冲空间，人力、合规这类弹性成本，自然成为压缩的首选目标。这套依靠隐性成本换价格优势的生存逻辑，在国内市场、东南亚等新兴市场的竞争环境里一直行之有效。
但欧盟的合规规则打破了这套旧的平衡。被迫补齐用工、社保、治理等合规成本，短期会抬高企业支出，长期来看，反而会成为行业止卷回正的契机。当灰色的隐性成本不再是企业用来低价厮杀的筹码，依靠不合规换取价格优势的路径被封堵，劣币不再驱逐良币。真正愿意投入合规治理、打磨技术价值的供应商，才能拿到出海入场券，行业竞争最终会从残酷的低价内卷，转向技术、治理与可持续能力的正向比拼。
与此同时，不得不面临的现实挑战在于，国内制造业长期粗放发展，面对欧盟穿透式合规要求时，诸多短板集中暴露。
最直接的困境是举证能力的缺失。欧盟要求企业在30至60天内自证清白，但不少制造业供应链并没有建立可追溯、可验证的用工数据体系，考勤记录是否真实完整？工资发放是否有据可查？社保缴纳是否覆盖所有员工？外派人员的加班时长是否超出当地法定上限？这些现实难题，恰恰是很多本土企业的薄弱环节。
社保按最低基数缴纳、高比例劳务外包、工会治理虚化，这类做法在过去工业化进程中被默许，被视作调节用工成本、提升经营弹性的手段，甚至被视作中国制造成本优势的组成部分。行业竞争加剧之下，车企向下传导成本压力，企业降本时优先挤压人力、合规这类弹性环节。可一旦放到欧盟合规放大镜下，这些过去的灵活操作，全部被重新定性为系统性风险。
04
突围，从价格竞争到价值创造
星宇事件中，一次短视的人力决策，省下的不过数千万元成本，但可能引发的连锁后果，包括但不限于核心客户订单调整、港股IPO估值折损、品牌声誉折损，这些远超短期收益。合规的成本是显性的、前置的，不合规的代价却是隐性的、后置的，但往往更大。这正是当前中国汽车供应链面临的核心认知鸿沟，企业习惯了计算看得见的投入，却还未学会计算看不见的风险。
对于中国的供应链企业来讲，突围的方向，本质上是一次商业逻辑的重构。必须从依赖压缩隐形成本的价格竞争，转向以合规能力为核心竞争力的价值创造。中国车企及供应商正在集体出海，欧洲是重点市场。国内企业无论是出口产品，还是在当地开展本地化运营，都需要切实遵守相关法规，尊重行业评估机制。实际上，这些法规和行业评估机制所设定的标准，恰恰可以作为国内企业保障员工权益、提升治理水平的内部治理的参照。
先行者已在行动。一些头部零部件企业开始对标欧盟标准重建用工体系，从考勤系统、工资发放、社保覆盖到工会治理，逐项改造。这被看做是在供应链重组中抢占先机的主动战略投资，当整车厂需要筛选合规供应商时，率先完成改造的企业将获得优先采购权。在政策端，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等三部门联合印发的《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也从政策层面呼应了国际规则的变化。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这场合规变革其实在倒逼中国汽车产业完成一次迟到的升级。过去四十年，中国制造的竞争力在某种意义上确实建立在低人力成本、低合规成本之上，但当产业从走出去迈向走上去，从新兴市场进入成熟市场时，这套底层逻辑必然面临重构。欧盟法规不过是把这场重构的时间表提前了，把代价显性化了。
大事君观点：
此次事件中的107名应届生或许不会想到，他们的职业命运会成为中国汽车供应链转型的一个注脚。一桩看似寻常的劳资纠纷，穿透了企业治理、客户关系、国际法规、产业模式多个层级，最终指向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当中国制造的每一个环节都被置于全球规则的目光之下，我们还能不能只靠灵活操作和低价优势走天下？
答案已经写在合规相关的法规条文里，写在奔驰大众的合规审查流程里，也写在港交所的ESG问询函里。从低价竞赛到合规能力的跃迁，是中国汽车工业真正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必经之路。这条路不好走，但已经没有退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