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美国全面转入战时体制。通用汽车关停了全部民用轿车生产线，转产坦克、飞机发动机和机 枪；福特汽车柳溪工厂，以每小时一架的速度向盟军交付B-24轰炸机……
大西洋的另一端，奔驰工厂正在生产装甲车辆……
那是全球汽车工业第一次被战争深刻改写，80多年后，这段工业记忆正在全球范围被重新唤醒。
过去半年，多家世界汽车巨头被传出，涉足军工生产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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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通用汽车对生产武器非常感兴趣！”
今年6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通用汽车和福特汽车将加入“战斧”巡航导弹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行列。
此前，通用汽车已与全球最大武器生产商洛克希德·马丁展开数月谈判，商讨武器零部件制造。
在欧洲，奔驰集团在去年8月拿下德军1500辆“狼2”军用越野车订单，后续可追加至5800辆。
今年5月，奔驰CEO康林松表示，若具备商业价值且能帮助提升欧洲国防实力，奔驰愿意参与防务装备制造。
大众集团在今年上半年曾洽谈为以色列“铁穹”防空系统在德国生产部件，法国雷诺集团则签下政府10年期无人机合同。
亚欧大陆另一端，丰田陆巡已被日本防卫省研究改装为轻型装甲车。
从底特律到沃尔夫斯堡，从斯图加特到东京，军工回潮正在全球汽车巨头间蔓延。
可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是现在？这究竟是一门怎样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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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K线》认为，要理解这场集体转向，首先要弄清楚汽车巨头们的财务状况。
通用汽车2025年营收1850亿美元，净利润仅27亿美元，同比暴跌55%。今年上半年营收916.5亿美元，同比微增0.6%；净利润39.32亿美元，同比下滑16%，盈利能力继续承受压力。
「图片来源：通用汽车2026年二季报」
福特汽车2025年由盈转亏，全年净亏损81.8亿美元，电动车部门Model e亏损超48亿美元。今年一季度，福特凭借燃油车的强劲表现，净利润同比反弹至25亿美元，但电动车部门当季仍亏损7.77亿美元，烧钱未止。
欧洲巨头形势更加严峻。
大众汽车集团2025年税后利润为69亿欧元，同比暴跌44%；今年一季度延续颓势，净利润约15.6亿欧元，同比下降28.4%，被迫启动3.5万个德国岗位的裁员计划。
奔驰集团2025年净利润为53亿欧元，同比缩水近49%；今年一季度同比再降17%至14亿欧元，全球1.5万人的裁员计划随之启动。
日本车企方面，日产2026财年净亏损5331亿日元，连续两年巨额亏损。同期，丰田汽车全年净利润3.85万亿日元，同比下跌19.2%，仅美国关税政策便让丰田损失1.38万亿日元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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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汽车K线》看来，全球汽车巨头们的困境如出一辙，燃油车利润持续萎缩，电动化转型巨额投入未见回报，中国市场从利润奶牛变为份额与价格的双重战场。
过去半年来，跨国车企关厂、裁员、砍车型等降本手段几乎穷尽，但终究只能止血，不能造血。
此时，军工生意的四个特性，恰好击中汽车巨头们的痛点。
首先是利润的确定性，成本加成或固定利润率模式，受经济周期影响极小。其次周期够长，动辄10年起步，后续维护保养持续贡献收入。
第三，产能复用率高。汽车销量下滑导致产线闲置，设备折旧和人力成本成为沉没的负担，军工订单无疑能盘活这些闲置资产。
第四，生产制造团队得以保留。相比顶着舆论压力支付补偿款裁员，不如转入军用项目，待民用市场回暖时还能随时调回。
所以，转向军工生产这绝不是汽车巨头的战略扩张，而是一轮资产自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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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汽车公司跨界军工热的背后，涉及其中的每一方，都恰好握有另一方的解药。
政府与军方是需求方，俄乌战争、美以伊冲突持续消耗着武器库存，传统军工企业的精工产线根本追不上弹 药的消耗速度。
对五角大楼而言，美国汽车工业的庞大产能是短期内填补缺口的唯一选项。特朗普点名通用和福特，背后是美国《国防生产法》框架下的系统性动员。
由于地缘冲突不断，传统军工巨头是桥梁，洛克希德·马丁、雷神等军火商被海量订单淹没，核心总装能力遭遇瓶颈，亟需将导弹壳体、线束等非核心部件外溢。
它们需要一个既能理解军工品控，又不会被成本吓退的接盘方。
作为供给方的车企，则是最务实的一方。市场下滑、利润缩水、工厂空转、裁员压力……此刻政府的军工订单，如同湍急河水中的一块浮木。
政府要产能，军工要协助，车企要订单，三方利益实现了罕见对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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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讨论的是，二战时期的全面动员，给通用、福特、奔驰留下了超越生产线本身的东西：组织结构、工程经验，以及一整套民转军方法论。
质量认证体系、物料追溯流程、联邦合同合规要求……这些对消费电子或互联网公司而言需要三到五年才能从零建立的能力，在这些汽车巨头内部传承至今。
当洛克希德·马丁找到通用汽车时，双方沿用的可能还是当年罗斯福提出的“民主国家的伟大兵工厂”时代，传承下来的工程语言和质量控制逻辑。
汽车与军工在制造工艺、供应链管理和工程思维上本就高度重叠。
所以，上市车企做军工，更像是唤醒一段被尘封多时但从未断裂的肌肉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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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种肌肉记忆更多体现在制造工艺和工程思维层面，与现代军工出口管制、国际武器贸易条例（ITAR）等法律合规体系并非同一维度。正因如此，让汽车巨头转向军工这一看似闭环的逻辑中，还藏着一个悖论。
在当下全球经济大环境下，汽车巨头们在民用市场降本的本质是收缩。但军工订单的运作逻辑截然不同，它不追求极致降本，而追求绝对可靠、按时交付和完整合规。
让一群被训练成如何再省5%成本的工程师和管理者，突然切换到一个只追求产品达标、成本可以合理上浮的体系，管理磨合成本不容忽视。通用汽车与洛克希德·马丁的谈判数月无定论，合规体系对接正是主要症结。
大众集团与以色列“铁穹”防空系统的合作同样遭遇阻力。有报道显示，该计划因卡塔尔投资者等各方反对而受阻，合作前景尚不明朗。
看似顺畅的军工合作，在实际推进中也常常被现实利益和政治因素所牵绊。
此外，品牌形象风险亦不容忽视。一家为美军生产“战斧”巡航导弹零部件的企业，其民用车型在全球敏感市场是否会遭遇抵制？影响有多大？这很难预估，但无人敢忽视。
更深层的担忧，是战略层面的偏离。稳定的军工利润可能让车企管理层形成依赖，或将延缓在电动化、自动驾驶等核心战场上的投入。
历史上，军工繁荣与民用衰落并存的案例并不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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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K线》认为，这场汽车巨头的跨界指向一个更深层次的思考。
过去40年，在和平红利下，全球民用工业追求极致效率和全球化分工，军备生产被压缩为一个小众领域。
但俄乌战争、美以伊冲突宣告了另一个时代的回归。地缘冲突常态化下，安全优先重新取代效率优先，成为全球工业布局的核心逻辑之一。
国家需要重新将民用产能编入战争潜力序列，而深陷利润增长困境的上市车企，恰好拥有大量可转换的闲置产能。
这种市场下滑释放工业产能、恰好匹配军工需求的逻辑，在美国国防部近年多份研究报告中已有体现。但如果这些汽车巨头还在为全球订单满负荷运转，政府想动员恐怕也腾不出产线。
这或许是理解这场转型的关键：它既是车企的自救，也是西方国家的战略编组。
战争与利润，在2026年极其微妙地走到了一起。
对于全球汽车产业而言，真正的考验是，当和平重新降临、战争需求退潮时，那些被军工订单养活的生产线，是否还具备在全球民用市场搏杀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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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警惕的是，当军工利润成为车企财务报表上的安全垫，车企是否还有足够的紧迫感去完成电动化和智能化的艰难转型？一个靠战争订单续命的汽车工业，很难说正行驶在正确的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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