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懂当下的中国经济，“广角镜”和“显微镜”缺一不可。既要观察宏观数据的平稳向好，也要把握微观感受的冷暖交织；既要看发展的亮点和成绩，也要正视结构分化中的短板和风险。宏观经济治理，往往在“稳当前”与“谋长远”之间寻求最大公约数。复杂的经济形势背后，究竟是短期的周期波动，还是中长期的格局重塑？解答这些问题，需要一种穿透数据的逻辑框架。本期“对话经济学家”邀请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黄汉权，从形势、结构、格局、政策四个维度，进行深度解读。
短期看形势—— 是否出现新的周期
记者：2026年中国经济半年报出炉，不久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的重要判断。您怎么看这份成绩单？
黄汉权：可以用4个关键词来概括，即“顶压前行、总体平稳、动能向新、结构向优”。
上半年中国经济实现了4.7%的增长，处于全年的预期目标区间内。更值得关注的是，3.6万亿元的GDP增量创下了近5年的新高，充分彰显了中国经济应对大风大浪的强大韧性和活力。具体来看，有几个亮点非常突出。
一是新动能加速壮大。创新活力强劲，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前沿领域原创性成果不断涌现，集成电路、智能机器人、创新药等产业更是呈现爆发式增长，新质生产力正在从“星星之火”走向燎原之势。
二是物价水平温和回升。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回升到“1”区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增长1.5%，经济增长与物价运行的协同性不断增强。
三是企业效益明显改善。得益于结构升级和物价回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两位数增长，经营主体的获得感在增强。
四是能源供给保障坚实有力。二季度以来，地缘政治冲突对全球能源市场造成了重大冲击。我国凭借充足的石油储备和前瞻布局的能源转型，实现国内能源供给稳定，价格波动明显低于国际市场，有效对冲了外部冲突带来的输入性通胀影响。
总的来看，中国经济上半年取得4.7%的增长实属来之不易，既为实现全年目标奠定了扎实基础，也为全社会注入了信心，同时更在全球经济增长中发挥了“稳定器”和“动力源”的作用。
记者：GDP增速、物价水平和企业效益是观察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的三个重要指标。现在这三大指标彼此之间呈现出一种联动向好的局面。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就此判断，我国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上升周期？
黄汉权：核心数据联动改善、相互匹配，表明我国经济循环更加畅通，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但我不认为这意味着中国经济进入了所谓的新一轮增长周期。
为什么这么说？我们看到，这几年中国经济一直保持平稳增长的态势，2023年GDP增长5.2%，2024年5%，2025年5%。这背后反映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一方面，随着经济规模持续壮大，增速自然会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另一方面，我国经济正在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个增速本身就体现出质的改善。此外，我们还处在发展阶段的转换期，工业化、城镇化正从数量扩张走向质量提升，再加上房地产等传统产业还在深度调整，当前的增长速度，是与这个转型阶段相匹配的。
记者：这些关键指标的联动向好，背后的驱动因素是什么？
黄汉权：本次物价、企业利润双回升，有输入性通胀推动的因素，但更多是国内市场需求拉动的结果。
物价回升，本质上是供求关系的反映。我们做过相关测算，上半年，整个CPI和PPI回升，确实有外部输入性通胀带动，但主要还是国内需求回暖起主导作用。上半年CPI同比涨幅中，油价输入性通胀因素贡献超过两成；需求拉动贡献约八成，其中以核心CPI为代表的需求贡献约九成，以食品为代表的需求受猪肉价格持续低迷影响贡献约负一成。
再举一个更具体的例子。今年大家都能感受到，AI领域的投资热潮直接带动了集成电路、数字处理设备和产品等相关产业爆发式增长，存储芯片价格增长了好几倍。这是典型的需求带动价格回升。同时，从宏观政策看，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为市场注入了充裕的流动性，这也是重要原因。
记者：我们在看到亮点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困难和挑战。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要求“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在当前中国经济亮点颇多的背景下，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个“高度重视”？到底要高度重视什么样的困难和挑战？
黄汉权：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是坚持问题导向的重要体现。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强调“高度重视”，是在发出一个更加明确的信号——对当前面临的困难和挑战，要有更加清醒的认识，采取更加有力有效的举措来应对。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遇到的困难挑战不少，既有来自外部的，也有自己内部的；有的是老问题，有的是新挑战。从外部环境看，地缘政治复杂多变，美以伊冲突延宕外溢，对国内经济影响的传导风险仍然存在。从国内看，供强需弱仍然是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而且上半年表现较为突出。比如，消费方面，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仅增长1.3%，5月份甚至一度转负。当然，我们不能仅仅拿商品消费的指标评价消费，而应和服务消费一起综合考虑，尽管如此，两者合计增长也仅为2.7%，说明国内消费特别是商品消费恢复偏缓。投资方面，一季度短暂转正后，二季度又回到负增长区间，拖累上半年投资同比下降5.7%，反映投资内生动力不足，企业投资信心仍待增强，供需循环中的堵点尚未完全打通。这些都是我们必须正视的关键问题。
中期看结构——是否存在结构分化加剧
记者：观察中国经济，中期看结构，这就避不开一个词——分化。上半年，高端制造、出口等景气度较高，传统产业和中小微企业修复却明显偏慢。有观点认为，这种冷热不均说明我国经济出现了严重的结构分化。您怎么看当前的结构分化？还有哪些维度值得我们关注？
黄汉权：结构分化，确实是当前社会各界都在热议的一个高频词，对此我想强调几点。
首先，结构分化这个现象，并不是今年才出现的，前几年就已经有了，只是今年表现得更加突出。
其次，结构分化也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全球主要经济体近年来或多或少都面临类似的情况。比如美国，AI带动的领域投资火爆，但传统产业增长困难、相对低迷。
更值得关注的是，结构分化已经从过去的“点状”表现，演变成一种向“面”上扩散的态势，比较明显的是“七个分化”，可简要概括为“七强七弱”。
比如，供给强、需求弱——生产端无论是工业还是服务业，增长还是较强的，但需求端的消费和投资相对偏弱。再看消费内部，服务消费强、商品消费弱，两者增速差了4.2个百分点。投资方面，高技术领域投资增长较快，但房地产投资还是两位数负增长，传统制造业和基建投资增速也明显放缓。外需与内需方面，出口依然强劲，但内需相对低迷。产业方面，高技术产业强、传统产业弱，1月至6月，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快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7.9个百分点。企业层面，大企业、高技术企业经营状况良好，而中小微企业和传统行业企业则比较困难。从产业链看，上游增长快、盈利能力强，而中下游偏弱。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不少，所以说，结构分化不是局部的、偶然的现象，而是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比较普遍的客观现实。
记者：为什么会出现结构分化？这到底是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阶段性阵痛，还是因为宏观政策传导不畅、市场资源配置不均衡这类可调控因素叠加导致的结果？
黄汉权：结构分化的出现，是综合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这是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的正常现象，或者说是一个必经过程。动能转换，本身就是旧的要去、新的要来。新动能不断壮大，旧动能有的经过改造升级，以新形态新模式延续，有的最终被淘汰出局，这是很自然的。
其次，这种分化某种程度上也与体制机制改革不到位、政策调整不够及时有关。当前，我国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在完善过程中，一些领域资源错配也会导致结构性失衡。比如，部分传统行业产能利用率低，深陷“内卷式”竞争，按理低效落后产能应该被淘汰，但现实中该退出的产能没有及时退出，资源腾不出来向新产业、新业态集聚，这反过来又拖慢了新动能发展壮大的节奏。所以，分化既是市场自我调整的现象，也是政策和改革滞后导致的结果。
此外，每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都会带来分化。从历次工业革命看，总有一些传统产业被淘汰，但新的行业、新的业态又在科技创新推动下不断涌现。分化，也是新科技革命带来的必然结果。
整体来看，这就是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是产业和企业优胜劣汰、推陈出新的过程。
记者：面对这种结构分化，我们该如何应对？
黄汉权：需要说的是，虽然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过程，但我们也不能完全放任自由。我们当然希望新动能加快壮大，尽快成长为支撑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和新支柱产业。但在旧动能退出的过程中，也不能放任不管，因为转换必然伴随着就业、收入以及社会层面的种种问题，必须想办法延缓旧动能的下行曲线，尽可能让它们继续发挥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对于确实缺乏竞争力、成为拖累项的旧动能，要果断释放其占用的资源要素，为前景更好、竞争力更强的新领域新动能腾出空间。同时，对于旧动能退出带来的失业、职工收入受影响等问题，需要采取有针对性、务实管用的举措，帮助实现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
第一，用新技术赋能传统产业。支持传统产业积极拥抱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技术，提升产品功能性，降低生产成本，拓展销售空间，让传统产业在升级中焕发新的生命力。
第二，引导传统产业开辟第二增长曲线。我国传统产业的性价比优势很突出，而一些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仍处于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期，对传统产品、设备和技术有巨大需求。引导这些行业在全球范围有序布局，可以延长产业生命周期。
第三，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内卷”是大家都深陷其中、不愿看到又难以自拔的困境。必须下决心淘汰低效落后产能，改善行业供求关系，让行业发展重新进入良性循环。这样，传统产业发展会更稳健，也能取得更好的效益。
长期看格局——是否形成经济循环新的支点
记者：从近年数据看，房地产及相关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持续下降。而AI产业、新型基建等与新质生产力息息相关的领域增速非常亮眼。这是否意味着我国经济已经开始摆脱过度依赖房地产拉动的传统模式？更进一步看，从增长贡献度等维度来评估，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是否已经能够对冲房地产下行带来的压力，成为我国经济循环的新支点？
黄汉权：这两个问题问到了关键处。从大方向看，是要逐步摆脱经济增长对房地产的过度依赖。但必须承认，房地产至今仍然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无论从发达国家经验还是我们自身发展阶段看，都不能轻易放弃，我们仍要继续稳定房地产市场。
不过，和几年前相比，无论是对投资、消费的影响，还是对GDP增长的贡献，房地产行业的重要性都在逐年下降，这也是动能转换的题中应有之义。值得欣慰的是，得益于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新动能的壮大，我国经济整体保持了平稳增长，并没有因为房地产的深度调整而出现失速。
具体来看，新质生产力正从4个方面有效对冲传统动力衰减的影响。在投资端，开辟投资新赛道，2025年我国清洁能源行业投资达7.2万亿元，约为同期化石燃料开采与煤电投资的4倍，信息服务业投资增长28.4%，传统产业数智化绿色化转型亦需要大量投资；在消费端，拓展消费新空间，2025年新能源汽车国内销量达1387.5万辆、渗透率升至54%，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增长超过20%，新供给有效创造大宗与数字消费新需求；在出口端，保持出口增长韧性，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13.2%、拉动整体出口增长2.4个百分点，工业机器人、高端机床和集成电路出口高速增长，“新三样”出口规模接近1.3万亿元，推动价值链向中高端攀升；在就业端，创造高质量就业，数字经济催生大量新职业，带动劳动力向高技能、高生产率部门转移，就业质量与劳动生产率同步提升。
虽然新质生产力正朝着形成经济循环新支点的方向演进，但要说新质生产力已经“完全对冲”房地产下行，我认为还没到那个阶段。上半年统计数据显示，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四成，但还没有超过一半。现在，这个新的循环支点正在加速形成，但拐点尚未到来。我们希望通过政策加力与改革发力双轮驱动，加快形成经济循环新支点。
记者：要真正实现这种转型，您觉得需要什么样的产业支撑、要素配套和制度保障？
黄汉权：产业支撑上，要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方向，加快构建创新引领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依靠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产业结构升级。重点是统筹三大领域——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形成以实体经济为支撑、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要素配套同样关键。一方面，传统要素要升级，如提升人力资本、提高劳动者素质，可直接带来资源配置优化。另一方面，要培育和应用新要素，如数据以及AI发展催生的Token（词元）等。新要素不仅赋能传统要素，还催化要素间的优化组合，进而提高要素配置效率，推动整体经济运行效率的提升。
此外，还需要配套好制度供给。通过强化制度保障，让高质量科技成果源源不断涌现；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让创新成果及时应用到生产线和车间上；实现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金融产品要匹配科技创新高风险、高收益、周期长的特点，积极支持创新。同时，推动科技教育人才一体化发展，通过教育体制改革和培养模式优化，催生更多创新人才和成果。要打通市场的“最后一公里”，通过政府采购、首台（套）和首批次保险补偿等政策，让消费者和企业敢用愿买，形成从科学发现、技术生成、产品生产到市场应用的完整闭环。
记者：我们此前从供给侧探讨了经济循环，但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更突出的矛盾在于“供强需弱”——需求不足已成为制约整个循环的关键瓶颈。那如何从需求端精准发力，有效扩大内需，从而推动形成供需更高水平动态平衡的良性循环？
黄汉权：经济运行和发展就是供给和需求的循环运动，任何一方出了问题，都会影响另一方的稳定和发展。从目前看，“供强需弱”是我国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需求不足，更准确地说是内需不足。解决这个矛盾，既需要从供给侧发力，通过优化供给特别是创造新供给来激发新需求，更要通过新需求牵引新供给。
首先，要增收入、强保障。收入是消费的基础，关键在稳就业，这是居民收入最主要的来源。同时要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提高保障水平，让居民能消费也敢消费。
其次，要针对不同人群精准优化供给。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层级和需求差异明显，比如，高收入和高净值人群需要高品质服务和高端商品，中等收入群体更看重满足品质生活的产品和服务，低收入群体可能还处在商品消费扩张和升级阶段，促消费政策必须坚持结构性实施。只有精准匹配，供给才能有效拉动需求。
再次，充分挖掘服务消费的潜力和空间。我们已进入商品消费与服务消费并重的阶段，未来服务消费占比将越来越高，增速也将持续快于商品消费，这是扩大消费的重要着力点。
最后，要系统清理抑制消费的制度和措施。比如，现在一些地方带薪休假制度落实还不到位，许多人有假难休、休不满。服务消费依赖时间投入，光“有钱”不够，还要“有闲”，才能把消费潜力真正释放出来。
整体看政策——是否确立新的治理取向
记者：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是当前宏观政策的重要取向。不久前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也明确提出，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怎么来理解这里的“存量提效、增量加力”？
黄汉权：下半年稳住经济大盘、巩固增强经济向新向优向好态势，需要把扩内需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标本兼治、综合施策。
先看存量政策，关键是要充分发挥政策效能。第一，要让政策尽快落地见效。比如，财政支出的力度要加大，预算已经确定的支出项目要加快使用进度，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第二，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把钱花在起到“四两拨千斤”作用的领域。比如，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的边际效果在递减，可考虑优化调整：一是扩大品类范围，不一定只限于“以旧换新”，首次购买新产品的是不是也可以纳入支持范围；二是向“一老一小”、县乡市场等商品消费空间还比较大的人群和区域倾斜；三是财政支出应向养老、托育、家政、文旅等服务消费领域加大支持力度，培育服务消费新的增长点。
再看增量政策，为了应对可能的外部冲击和难以预料的极端情况，需要提前谋划加力的储备政策。比如，考虑增发超长期特别国债，创新调整货币政策工具，灵活运用好政策工具箱，根据形势变化推动降低全社会综合融资成本等。
当然，政策有边界约束，不可能一次性用完，还要考虑跨周期调节的需要，要为明年预留空间。这种情况下，更要靠改革来破解经济运行中的体制机制堵点卡点。
记者：是的，强化改革举措与宏观政策协同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治理方向。在您看来，二者如何协同，才能更好实现改革赋能政策、政策托底改革的双向联动？
黄汉权：我们现在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既有周期性问题，也有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仅靠政策是解决不了的，必须靠改革发力。要按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及时推出条件成熟的小切口、见效大、能落地的改革措施，让企业和居民有切实的获得感。
具体来说，改革特别是激活力、增动力的改革，要针对不同的群体和经营主体精准施策。
第一，针对重点人群，要减轻其负担。比如，针对二孩家庭、赡养老人负担较重的家庭，可考虑通过完善个税制度，减轻他们在生活相关支出上的压力，增强敢消费、能消费的能力。
第二，针对地方政府，要增加其财力。比如，关于“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已经提出来一段时间了，要加快落地。另外，在数字经济时代，税收制度可从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变，很多产品在消费地交易和使用，税收却统计在总部或生产地，能否考虑让消费地也分成一部分税源？这样既可增加地方财力，也能激发地方促消费的积极性。
第三，针对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要加大破除准入壁垒的改革力度。当前，一些领域民营企业想进进不去，进去以后又面临“准入不准营”的问题。如果能够结合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清理破除这些壁垒和地方保护，促进要素自由流动，让民营企业能够公平获取要素、放心投资、获得稳定收益，就能有效提高民间投资的积极性。
此外，还有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是城市和区域的发展分化。在AI时代，科教资源、高科技公司和创新平台等主要集中在发达地区和一、二线城市，欠发达地区和三四线城市相对较少，二者之间的发展差距可能会进一步拉大。这种分化也会加重欠发达地区政府的财力压力。这就需要探索建立包括财税体制在内的国民收入分配新体系，让各地都能分享AI时代的新质生产力发展红利。
记者：从提升宏观经济治理现代化水平的角度看，下一步如何优化政策调控框架，持续提升宏观治理的精准性、有效性？
黄汉权：当前，我国仍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时期，需要优化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促进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重塑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系统。
主要思路是推动“五个转向”，即从偏重生产激励，转向生产与消费并重；从依靠房地产、基建与传统产业等旧动能拉动，转向更多依靠科技创新和消费升级引领的新产业新动能驱动；从偏向出口导向，转向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从依靠增量带动经济增长为主，转向做优增量与盘活存量并重；从注重“投资于物”，转向“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
具体举措上，财政政策要强化对消费的支持，金融政策要加大对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消费需求的支持，进一步完善有利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金融服务。同时，还要适应人工智能的发展，探索构建适应智能经济新形态的财税、金融、就业、收入分配政策体系。
记者：结合刚才说的短期、中期、长期因素，您觉得下半年中国经济会有怎样的走向？
黄汉权：我们对2026年中国经济全年的走势判断是“前高、中缓、后稳”。年初高开，年中缓行，下半年稳进。
宏观政策在下半年发力空间还很大。财政支出进度会加快，政策性金融工具也将有效落地，这会对经济增长形成直接拉动。同时，去年三、四季度的基数都比较低，会形成有利的基数效应。
消费和投资都会得到有力支撑。消费政策会继续优化，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后，相关措施正在落地见效，对消费恢复形成支撑。投资方面，聚焦“六张网”的投资会进一步发力，带动整体投资增长。
外部冲击可能会有所减弱。二季度是美以伊冲突影响最为明显、最为密集的时期，目前已有所缓和，虽然三、四季度可能仍有反复，但总体影响会有所减弱。此外，极端天气影响会减轻，对生产活动的干扰也会下降。
综合这些因素，下半年中国经济“稳”的基础会得到夯实，“进”的力量也会进一步提升。（经济日报记者 欧阳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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